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工业布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工业布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关于中国工业布局的相关研究，学术界多是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视角集中探讨某一历史专题，亦有从经济学、地理学角度探讨改革开放后的地理位置、资源、交通、产业经济发展等对工业集聚影响的。回顾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工业布局的三次规划与调整，每一次都和东北亚局势紧密相关。然而，当前学术界对从国际关系视角考察新中国工业布局的研究尚显不足。东北亚地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国关系盘根错节，并因意识形态、民族、领土等因素而引发国家间对抗、军事冲突的主要区域。作为对东北亚地区有重要影响的中、美、苏三国，其双边关系、多边关系的性质与状态对东北亚局势特别是对新中国工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鉴于此，笔者拟从国际关系角度解读东北亚局势与新中国工业布局间的关系，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抗美援朝与东北地区“南厂北迁”

　　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基础薄弱且布局不合理，1949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不包括手工业）中，沿海地区的产值占77%。在工业内部，又以棉纺织、食品等轻工业占据较大比重，重工业比例低，1949年，重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仅为8%。其中，全国半数以上的重工业企业集中在东北。在此背景下，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大力发展重工业，加速推进工业化成为党和政府的目标。

　　在新中国迫切需要改变工业落后状况的背景下，解放较早、资源丰富、重工业基础较好的东北地区受到中央的重视。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以下简称中财委）在《目前全国财经简况》中指出：基本工业大部在东北，按原有设备全国年可炼铁300万吨，其中缺了许多重要机件（1949年产量仅此数的16.5%），东北占75%；年可炼钢100万吨（1949年只50万吨），东北占88%；年可轧钢45万吨（能用的钢材），东北占71%（东北轧钢设备马力大，能轧大型材料，且粗轧15万吨设备全在东北）；全国发电量210万千瓦，东北占30.1%。东北资源又较丰富，因此两三年内工业建设重点要放在东北。新中国当时是从宏观战略的角度规划全国的工业布局，基本思路是集中力量投资建设已有工业基础的东北，这样两年后东北即可支援全国。1950年3月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东北是全国的工业基地，希望你们搞好这个工业基地，给全国出机器，出专家。我们现在从关内送一批知识分子来，以便将来给全国训练专家”。此后，新中国加快了对东北投资建设的步伐，“1950年对东北的投资占全国总投资的51.66%”，位居全国六大区之首，其中“工业建设投资总额占全部投资的77%”。

　　正当新中国加快建设东北、推进新中国工业化时，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派兵介入，并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东北亚紧张局势升级，新中国不得不对东北工业布局进行调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开始实施遏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东北亚地区成为美苏双方交锋的重点地区之一。

　　朝鲜战争爆发前，东北地区的工业布局并不平衡，南部辽宁的工业实力占据主要优势，并形成了以沈阳、鞍山、旅大（今大连）、抚顺、本溪为核心的工业城市群。北部黑龙江省、松江省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工业布局呈现“南重北轻”的特点。尽管如此，在当时大力推进工业化的背景下，新中国对东北地区工业布局的调整退为其次，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客观上使新中国不得不对工业布局进行调整，特别是由于辽宁集中分布了至关重要的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且距离中朝边境较近，为了保障安全，中共中央东北局（以下简称东北局）提出把东北北部作为战略后方的设想，建议通过工业迁移的方式把辽宁的主要工业企业迁到黑龙江省和松江省。东北局最初的设想是把东北工业尽量迁移到北部，即“东北工业建设要着重放到北满去，可移的工厂尽量北移，尤其如机械厂等，应下决心北移，新建的工厂放到北满”。

    与此同时，辽宁边境安全持续受到严重威胁。1950年8月27日，“美国P-51型军用飞机2架，侵入安东市浪头机场上空，扫射2分钟，打死机场工人3名，打伤19名，击毁卡车2辆”。8月29日，“美军飞机4架沿宽甸拉古哨、长甸河口、古楼子一线扫射，打死渔民4人，打伤7人”。8月30日，东北局向中共中央请示工业迁移等相关问题。9月3日，毛泽东复信东北局：“工业迁移，问题甚大，以从积极防空着手，主要的不迁，只迁某些部分为宜”。这样，东北局最初设想的大规模迁移工厂改为局部调整的形式。

　　1950年9月中下旬，东北亚局势进一步恶化，随着美军仁川登陆部队的推进，其已占有绝对制空权，并形成对朝鲜人民军主力的包围之势。尽管新中国面临经济建设和工业化的迫切需要，但出于维护中国国家利益、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国侵略等诸多因素的考量，1950年10月，新中国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

　　此后，新中国加快了对东北地区工业布局调整的步伐，“1950年11月15日，为防止美国飞机空袭，安东市政府决定疏散工商企业，共疏散工业854户，商业1043户”。“辽东等地21个工厂及随厂迁移的9284名职工迁往黑龙江省、松江省”。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南厂北迁”采取“一面生产、一面疏散”的方针进行。同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转发全国总工会东北工作组关于疏散工厂问题报告的批示》指出：“此次东北各地疏散工厂获得了不少经验”，“一般迁移的工厂都是生产照常进行，先把贵重的机器物资疏散，然后逐渐拆运，完全停工疏散的工厂是少数”。东北局亦要求辽宁北迁工厂应以当地现有厂房为基础，加以适当的调整，以便进行生产建设。但是，由于搬迁时间紧、任务重，且需秘密进行，因而存在着对接工作不到位的问题，给搬迁后的恢复生产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为了解决厂房问题，迁入地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发动当地企业配合北迁工厂通过改造旧厂房、并厂、新建等办法，使搬迁后的生产工作逐渐步入正轨，黑龙江省、松江省“工业战线广大职工除完成计划内的生产任务外，还完成了沈阳、丹东等地北迁工厂的建设任务”。

　　由于搬迁是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紧急动员下进行的，被动的搬迁也造成了一批工人失业。对于因疏散而失业的工人，政府“采取发疏散费（保留厂籍）的办法处理。疏散费按厂龄长短，回乡村者发半月到一个月工资；在城市者发一个月到两个月工资；对在形势变动时期不到工，又被疏散失业者，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七十发疏散费”。

　　“南厂北迁”之前，黑龙江、松江两省以农业生产为主，工业基础薄弱。东北人民政府及时地明确了1950年东北工农业生产的方针，指出要以恢复重工业为主，在3年内使东北工业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并在恢复中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国家独立自主的要求。

　　“南厂北迁”给两省发展工业提供了机遇和可能，使其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工业总产值的大幅度提升，两省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超过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主要工业品产量都有很大增长。到1952年，两省工业总产值达188700亿元（旧币），比1949年增加1.5倍，年均增长22.2%。两省农业生产总产值达到195000亿元（旧币），比1949年增加44%，年均增长15.8%。东北北部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使工农业比例关系和工业内部比例有所改善。以黑龙江省为例，1952年，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35.77%上升到49.18%；在工业内部，重工业和轻工业基本保持同步发展。再以哈尔滨市为例，自工厂北迁以来，哈尔滨市工业发展很快，1951年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64.4%，重工业比重由1949年的18%上升到1952年的37%。“南厂北迁”改变了哈尔滨的工业结构，增强了哈尔滨的经济实力，使哈尔滨逐步成为东北经济发展的重镇。

　　由于朝鲜战争一直在谈谈打打中进行，国家对辽宁的工业投资也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相应调整。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家在把辽宁工业迁移到黑龙江、松江的同时，对辽宁的工业投资比重在1951年有所下降，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东北亚局势有所缓和，1952年国家对辽宁工业投资的比重又有所回升。国家对辽宁的工业投资占全国工业投资的比重1950年为39.6%、1951年为22.7%、1952年为31.3%。

　　为了不影响国内经济建设的大局，新中国制定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在对东北工业布局调整的同时，并没有降低对东北地区工业的投资比重，1952年东北工业基本建设比1951年增加125%。从1949年至1951年，东北工业发展整体处于上升状态，工业总产值比重提高较快，如以1949年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所属各厂矿的年产量为基数，1950年就增长到135%，1951年又较1950年增长了28%。由于东北工业的迅速发展，使得东北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949年东北工业仅占35%（农业比重为65%），1950年就增加到43%，1951年更增加到52.6%。

　　以“南厂北迁”为代表的东北工业布局的调整是在东北亚局势紧张状态下新中国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南厂北迁”是为防止美军对中国东北工业进行轰炸，以保障东北工业安全为出发点，一方面是出于应对紧急战争状态加速建设战略后方物资储备的考量，从而加快了东北工业布局的调整步伐；另一方面也促使新中国在规划工业发展战略时考虑到备战因素。“南厂北迁”提升了东北北部的工业实力，推动了东北工业布局的平衡，特别是为后来中国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积累了经验。

　　二、中苏同盟与156项工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制定了遏制社会主义阵营发展的全球战略，美苏两国从战时的合作走向了对抗。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不承认、外交上孤立、军事上包围、经济上封锁禁运的政策。苏联在新中国成立第二天，即宣布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

　　基于此，新中国采取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是新中国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做出的必然选择。1950年2月，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中苏两国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就苏联来说，其外交重心在欧洲，无暇顾及远东，因此要借助中国的力量来牵制美国，与中国结盟能够增强苏联在远东的实力。对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来说，需要来自苏联的援助与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发展国内经济建设和巩固新生政权。中苏同盟使两国的防御力量大为加强，增强了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出兵朝鲜的同时，派第七舰队侵驻台湾海峡，这一严重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进一步恶化了中美关系。在此之前，新中国虽然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和苏联结成了同盟，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并没有和美国军队作战的想法。对此，毛泽东有过深刻阐释：“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为新中国赢得了发展的机会，而且也为苏联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工程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工业基础薄弱的新中国推进工业化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新中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以“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工业基本建设是“一五”计划的中心，而156项工程又是工业基本建设的中心。国家对苏联帮助设计的单位在5年内的投资是110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248.5亿元的44.3%。同时，直接配合这些项目的还有143个限额以上建设单位，5年内对这些建设单位的投资是18亿元，占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7.2%。两项共占51.5%。这就是说，在“一五”计划内，国家集中了主要的投资来保证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及其配套工程。

　　156项工程主要集中在煤炭、电力、石油、钢铁、有色金属、化工、机械、医药、轻工、航空、电子、兵器、航天、船舶14个行业，实际实施的150项工程项目包括44个军事工业企业和106个民用工业企业。军事工业包括航空工业12个，电子工业10个，兵器工业16个，航天工业2个，船舶工业4个；民用工业包括钢铁工业7个，有色金属工业13个；化学工业7个；机械加工业24个；能源工业52个，其中煤炭工业和电力工业各25个，石油工业2个；轻工业和医药工业3个。

　　朝鲜战争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到国防工业的重要性，并把备战因素考虑到工业布局的规划中。1951年10月，李富春在《关于明年工业、交通生产方针的报告》中提出：“朝鲜战争教育了全国人民，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不可能和平建设”。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计划的工业布局就考虑到备战因素的重要性，1952年9月，中财委在《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指出：“五年建设的重点是工业，工业中决定性的环节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煤、电力、石油、机械制造、军事工业、有色金属、基本化学等工业。有了这些工业，才能使国家工业化，才能巩固国防，才能使农业集体化，才能改造我国经济的面貌，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工业的地区分布，其出发点应该是：以国防观点，长期建设的观点与目前实际状况相结合”。在编制“一五”计划时，中共中央从防备敌人突然袭击、应付战争的国防和军事需要出发，确定把新建工业企业布置在后方地区，特别是国防工业企业，除有些造船厂必须摆在海边外，其他都不摆在敌人飞机可以轰炸到的沿海地区，将山海关内的大型建设项目基本安排在京广线以西。同时，国家采取了将更多资金投向内地的策略，1952年内地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39.3%，1957年则上升为49.7%，既考虑了备战因素，也兼顾了长远发展。

　　根据中央“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一般不扩建不新建”的方针，156项工程主要工业项目除布局在东北外，开始向西北、华北、中南扩展。从1950年到1952年，156项工程已陆续开始建设17项，分布在全国7个省、自治区，其中辽宁7项、黑龙江4项、吉林2项、河南1项、陕西1项、四川1项、新疆1项，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占76.5%。“一五”计划开始后，相当一部分156项工程安排在了内地，扩展到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辽宁、陕西各24项，各占实际实施总数的16%；黑龙江22项，占14.7%；山西15项，占10%；吉林与河南各10项分别各占6.7%；甘肃8项，占5.3%；四川6项，占4%；河北、内蒙古各5项，分别各占3.3%；北京、云南、湖南、江西各4项，分别各占2.7%；湖北3项，占2%；安徽、新疆各1项，占0.7%”。

　　在工业布局上，156项工程项目在东北地区最多，占37.33%；西北地区次之，占22%；再次是华北地区和中南地区，西南地区最少。从“一五”时期156项工程完成投资情况来看，东北地区实际完成投资比例最高，达到58.6%。新中国对156项工程的工业布局具有战略性考量，这样做“便于利用东北工业的原有基础”，“在重点恢复东北工业的同时，关内集中力量修筑铁路，建电站，同时进行勘察设计，以便在路、电通时，即可同时建厂。这是一个通盘安排，重点投资的布局结构。到1952年初，关内重要工业的勘察工作已经接近于可以设计”。

　　旧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西北地区，“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弱”，西北工业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兰州市，1949年的“工业产值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0.034%”。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没有摸清西北、西南地区的地下资源，又缺乏资源勘察技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家在这些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一五”计划开始后，新中国加快了对西北和西南地区资源勘探的步伐，1953—1955年，“地质勘探投资的56.9%集中在西北、西南和华中地区”，以便为建立新的工业基地做准备。实践证明，当时新中国的工业投资布局具有前瞻性。

　　从实施时间上看，156项工程建设的高潮在“一五”计划时期，“到1957年底，156项工程已开工的达135个，其中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的68个”。从“一五”时期完成情况看，156项工程按照预期计划顺利推进，其中，军事工业中的兵器工业、航空工业与民用工业中的钢铁工业、机械工业等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完成情况最好。

　　新中国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节省了大量研发的时间、资金和人力，在最短时间内、高效率地使中国的工业水平达到世界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工业实力获得了极大提高。尽管中国和苏联、美国依然存在着较大差距，但中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高于苏联、美国，1953—1956年，中国为13.9%、8.7%、10.6%、18.5%，苏联为6.7%、7.0%、8.0%、7.0%，美国为3.3%、2.1%、5.9%、1.4%。中国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也远远超过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1953—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9.6%，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8%。新中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一五”计划完成时，我国“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52年的43.1%提高到1957年的56.7%。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由1952年的35.5%提高到45%”。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的基础工业建立起来，包括飞机、重型机床、船舶、汽车、精密机械制造业，高级合金钢、有色金属冶炼等很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56项工程是在中苏同盟背景下实施的，布局以东北为主，并向西北、华北、中南倾斜，涉及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使中国工业布局进一步改善，这里既有新中国基于工业基础、资源优势、地缘政治等对工业布局的宏观规划与调整，又有对备战因素的考量。根据中央“在沿海地区的工业一般不扩建不新建”的方针，156项工程在华东地区仅布局5项，占3.33%，中国主要工业集中在沿海华东地区的情况有所改善。尽管新中国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加快了对西北地区工业投资建设的步伐，布局33项，占22%，但到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时，华东地区工业总产值仍位居各大区之首，高达35.90%，西北地区工业总产值仍然最低，仅占3.13%，西南地区工业总产值也仅占8.36%，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依然严峻。

　　三、中苏关系破裂与三线建设

　　正当新中国开展大规模建设时，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中共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及对斯大林的评价等有不同的看法。同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们党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意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苏共二十大之后，毛泽东告诫全党要“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自己的道路。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中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渐加剧。到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进一步呈现恶化的态势。1960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给新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此后，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向中苏边境大量派兵，“将原有的只有10个师20万人的战略部署大大增加到了54个师接近100万人”。与此同时，印度武装人员频频侵入中国领土进行挑衅，为了维护国家领土主权，中共中央果断做出了实施自卫反击作战的决定。1962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击退了印军的全面进攻，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安设的侵略据点，先后收复了被印军占领的中国领土。在中南半岛，从1965年起，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进一步升级，并威胁到中国领空。3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北部的岘港登陆，准备随时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

　　国际形势的紧张对国内经济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来，在1964年4月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汇报提纲）》中，“三五”计划的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当时，人们形象地把这个计划称为“吃穿用计划”。但是，国际形势出现新动荡，美国对越南北方的侵略战争逐步扩大，中国周边形势日趋紧张，备战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程上来。“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三五’计划时，高度关注国家安全的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三线建设问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有了准备就可能不打了。”据此，中央改变“三五”计划的最初设想，做出了开展三线建设、加强备战的重大战略部署。

　　1965年9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三五”计划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提出“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三五”计划由以“吃穿用”为中心调整为以三线建设为中心。

　　三线建设之前，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存在。1953—1963年，从全国来看，西南地区占全国投资比重是最少的，“第一个五年，西南地区只是积极准备建设条件”，“5年中，全部投资41.3亿元，占全国的8.4%；其中工业投资15.7亿元，占全国工业投资的6.3%。1958—1960年，大量建设项目开工兴建，全部投资达到107.3亿元，占全国投资比重提高到11.4%”。“1961—1963年，在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过程中，西南地区的投资比前3年减少74.6%，压缩的程度大于沿海和内地其他地区（这些地区减少71.4%），因而其占全国投资的比重下降为10.2%。在全部投资中，工业投资减少73.2%，占全国工业投资的比重为11.9%，仍保持前3年的水平，但其中1962年和1963年已下降到10.8%”。从“一五”计划到三线建设前的十几年间，中国虽然通过156项工程、“一五”计划对工业布局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到1962年，华东、东北地区工业总产值占比仍占绝对优势，西南、西北地区工业总产值比例仍然最低，华东地区为36.3%、东北地区为20.9%、西南地区为6.6%、西北地区为4.7%。从全国各地区主要工业产品看，工业产量不平衡问题比较严重，以原煤、原油、生铁产量为例，到1962年，东北地区的产量占全国比重分别高达23.9%、68%、50.3%，而西南地区分别为9.1%、1.1%、5.1%，西北地区分别为5.6%、30.9%、0.8%。这种不平衡的工业布局不利于应对战争威胁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三线建设战略调整的方向是由东向西转移，建设的重点地区是西南、西北，搬迁调整的主要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三线建设基本采用了抗美援朝时期东北地区“南厂北迁”的搬迁模式和经验，将华东、东北、华北地区的企业以“一分为二”或全迁的方式迁入西南、西北、中南地区，如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湖北等十几个省、自治区，涉及行业广泛，主要包括军工、钢铁、机械、航空、化工、电力、医药等，这是对全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战略性调整，提升了全国的国防能力，推动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

　　从“三五”计划开始，国家加快了对三线地区的投资步伐。1965年9月，国家计委提出：“第三个五年建设投资850亿元，分到三线地区的是333亿元左右，二线146亿元左右，一线173亿元左右，未分地区的还有197亿元，其中可能分到三线二、三十亿元”。“分部门来看，用在三线的投资，国防工业占74%左右，冶金工业占58%左右，铁道占45%左右，煤炭占35%左右，石油占30%左右，化工占48%左右。这七个部门用在三线地区的投资约为248亿元，占已分三线地区333亿元投资的75%左右”。

　　三线建设的重点是集中力量把西南、西北地区的部分省、自治区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大后方，其中，四川省是重点，其次是陕西、甘肃、云南、贵州等省。值得一提的是，三线建设伴随着中苏关系的变化而有所波动，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三线建设在1969—1971年掀起了第二次高潮（详见下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1950—199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3页数据计算得出。

　　综上，1964—1978年，国家在对西南、西北地区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中，以四川省为最高，达到8.41%。1965—1967年和1969—1971年是三线建设的两个高潮时期，其中，国家对四川省投资比重最高，分别为13.69%和12.45%。除陕西省在1965—1967年比例略低、青海省变化不大之外，国家在这两个时期对三线建设重要省份的基本建设投资比例均高于1964—1978年国家对其的平均投资比例，反映出三线建设随着东北亚局势的变化而波动。

　　自1965年开始全面规划并逐步展开的三线建设，其投资之巨、影响之大都是空前的。经过“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的建设，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39%。国家经过十几年对工业布局由东向西的调整，三线地区工业得到较快发展。三线地区初步建立起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一批新的工业基地。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11个省、自治区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在全国全民所有制工业固定资产原值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65年的32.9%上升到35.3%”。“全国将近1500家大型企业，‘三线’地区占到40%以上”。据统计，1964—1980年，三线工业总产值从257.92亿元增长到1270.08亿元，增长3.9倍，同期，全国工业总产值从1164.41亿元增长到4992.43亿元，增长3.2倍，三线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增长速度的22%；三线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22.15%提高到25.44%。“三线地区共建成钢铁企业984个”，“三线地区工业固定资产原值1980年比1964年增长了4倍”。

　　三线建设推动了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一大批以基础工业、国防工业为主的工业基地，大大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状况。正如宋平所指出的：“三线建设开创了工业新的布局，三线地区靠自己发展会很慢，三线建设搬去一些工厂后，人才有了，设备也有了”。“像西部地区生产能力很有限，迁去一些企业后，很快就有了变化”。三线建设时期，东部地区在人才、技术、设备和科研院所等方面的全力支援，大大推动了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的步伐和产学研的基础实力。西部地区形成了诸多工业区，如四川的成渝工业区，陕西的关中工业区，四川、云南、贵州结合部的川滇黔工业区，甘肃、宁夏、青海结合部的兰州—天水—银川—西宁工业区，等等。

　　四、结语

　　东北亚局势的变化对新中国工业布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不管是被动调整还是顺势而为，新中国通过东北地区“南厂北迁”、156项工程、三线建设对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大力推动了重工业、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在此过程中，国家通过宏观调控，合理配置优势资源，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动了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提升了全国的国防实力，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东北地区“南厂北迁”是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一次被动调整，此举提升了东北北部的工业实力，推动了东北地区工业布局的平衡，为后来中国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积累了经验。通过156项工程的建设，新中国的工业布局从沿海向内地调整。156项工程主要布局在东北地区的同时，开始向西北、华北、中南地区倾斜，涉及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覆盖面更广，但仍存在着华东地区工业比重过大，西北、西南地区工业比例过低的问题，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依然严峻。三线建设是在国际局势紧张的背景下，为应对潜在的战争风险而对中国工业布局进行的一次更大范围的调整，覆盖面更广、规模更大、时间更长、涉及人数更多、行业更广，中国工业布局由华东、东北、华北地区向西南、西北、中南地区调整，大大缩小了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工业经济发展的差距。

　　总体上看，新中国通过三次对工业布局的规划与调整，工业布局渐趋合理，特别是西部地区取得了较大发展，对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新格局提供了良好的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的保障，对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简介］黄巍，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110031。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1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