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之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政治领导人由于分管工作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有时也会在某些事情的关注重点和认识迟早深浅上产生差别。因此，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取决于他们尤其是核心决策者之间能否汲取对方的长处，并给对方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各项事业之所以进行得比较顺利，很大程度正是依赖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这种相互支持、配合和补充。

　　“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国国民经济因十年动乱而显现比例严重失调的状态。然而，由于多年来注重基本建设投资而忽视消费的惯性作用，也由于受广大群众要求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尽快抢回来的急迫心情的影响，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仍然延续过去那种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要求1985年粮食和钢的产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和6000万吨，还要建十大钢铁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并把“跃进”的希望寄托在大量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设备上。对此，陈云在1978年夏天的国务院务虚会期间就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对李先念和谷牧等国务院领导人说:“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 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8］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除了那篇要求在政治上解决 重大历史遗留问题的发言之外，还有一篇主张经济建设上既要积极又要稳重的发言。针对提交会议讨论的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草案，他提出要用外汇先进口粮食，说现在有中美联合公报，可以直接向美国买粮食。减少国家粮食征购，可以让农民喘口气，多生产棉花、肉类、食用油、食糖，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解决城市居民吃穿用等消费品不足的问题。他还提出，从国外引进工业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一拥而上，看起来好像快，实际上欲速则 不达。项目排队，如有所失，容易补上;窝工，就难办了。”对生产和基本建设作计划，“都不能有材料的缺口”，否则，“挤来挤去，胖子挤了瘦子，实际上挤了农业、轻工业和城市建设。”［3］（p.237）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在审阅国务院关于下达1979年、1980年经济计划安排草案上批示，“宁可降低指标”、“减建某些项目”也不要留物资缺口，［5］（p.233）并把新华社一份反映计划委员会安排计划还在留物资缺口的材料，批给华国锋、邓小平等人看。邓小平很快明确表示:“对今明两年的计划，陈云同志提了意见，他说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这个意见很重要，请计委再作考虑。”“我们对经济建设的方针、规划要进行一些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见效快、能赚钱、创外汇多的，宁肯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不一定非要搞到六千万吨不可。”［1］（p.466）

　　对于陈云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邓小平从一开始就给予了大力支持。1979年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大事的决策机构，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王震、余秋里、谷牧、薄一波等10人为委员。信中还提出，要用两三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和国内投资能力。［3］（pp.248～249）向中央写这封信，乃至由陈云出任拟议中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主任、主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都得到了邓小平的支持，有的就是邓小平的建议。［8］（p.1556）　

　　一周后，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1979年的计划进行修改和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问题。会上，陈云作了系统发言，指出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外资和外国技术不仅需要，而且要充分利用，但要“把期限延长一点”。［3］（pp.250～255）对于调整，当时领导层中认识不完全一致。邓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完全赞同陈云的意见，指出今后三年的中心任务是调整，还说:“陈云同志提出，二○○○年搞八千万吨钢，有道理。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8］（p.1561）会议最终决定，用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全国财经工作和调整工作。

　　由于领导层中的不同认识没有做到迅速统一，调整方针在贯彻中遇到很大阻力。尤其1980年初提出制订十年规划后，急于求成的思想又有所抬头，使许多该退的项目没有退下来，全年积累率仍高达30%多，财政赤字继续突破100亿元，商品供需差额和货币投放增幅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给了陈云更大的支持。他在同年11月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听取国务院的汇报会上，请陈云“讲几句收场”。陈云说:有人认为搞调整是“耽误了时间”，“从鸦片战争以来耽误了多少时间，现在耽误三年时间有什么了不得。”“历史上讲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再机会主义一次。”“经济工作中‘左"的东西没有肃清。基本错误是‘左"的东西。”随后，邓小平讲话，表示赞同陈云的意见，说“想问题的方法，要着眼于退得够不够”;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保持不了5%，4%也行。他还请陈云在此后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就国家经济政策“作一篇发言”。会议根据邓小平、陈云的讲话精神，将1981年经济计划又作了调整:工农业总产值由原定增长6955亿元，降为增长6800亿元; 基本建设投资由原定550亿元减为300亿元，比上一年降低40%。［8］（pp.1599～1601）

　　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调整问题。陈云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提出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重大原则。他指出:“利用外资和引进新技术，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不过要头脑清醒。”“涨价商品的面相当大，影响人民的生活。”“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超英赶美等等。”“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这次调整后，“会站稳脚跟，继续稳步前进。”［3］（pp.277～282）

　　在那次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发言。他一开始就说:“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提出了调整方针，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我们这次调整，正如陈云同志说的，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讲话中，他还对陈云的几个政治方面的观点表示了支持的意见。他说:“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他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4］（pp.354～365）正是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陈云倡导的国民经济调整得 以继续向前推进。1981年底，在农轻重的比例上，在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在财政收支的平衡上以及在物价的稳定上，都基本实现了调整的预定目标，从而为后来的全面改革和经济腾飞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