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治水方针毕竟是经中央提出、广为宣传的重大原则问题。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预备会期间，刘建勋向中央、毛泽东写报告反映平原治水存在的问题。不久，周恩来召开冀、鲁、豫、皖、苏、京第一书记座谈会议就指出：平原治水要因地制宜，该蓄的要蓄，该排的要排，不能只蓄不排。从此，片面推行“以蓄为主”的方针开始得到纠正。

　　1963年春，谭震林、钱正英视察冀鲁豫水利，召开范县会议。会上刘建勋介绍了河南情况，提出：一是拆除一切阻水工程，恢复水的自然流势，使涝水可以下泄，二是暂停引黄灌溉3~5年，好好总结经验，同时可以减少排水任务，三是临时滞蓄……谭震林和钱正英最后做总结，全部采纳了河南提出的三条措施。河南“水利化”的一些负面影响开始消除。

　　1961~1966年，河南省经济逐渐得到恢复，水利有效灌溉面积恢复到2620万亩，旱涝保收田发展到1444万亩，粮食年产量恢复增加到1227万吨。河南认识自然和水利发展曾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新中国成立初期11年的大建设与5年的调整、恢复，毕竟给河南留下了最基本的水利家底和宝贵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河南艰苦创业的“红旗渠精神”，为1966~1979年的第二次建设高潮奠定了基础。公正地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享用这个前人创造的水利的物质与精神成果。

　　余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中央确定首先治理大江大河，保障防洪安全，进而修建骨干工程。在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中，开展中小型水利工程、灌溉水利工程，依靠地方，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在一系列实际工作中，开创了流域性的规划，为日后的水利工作与认识自然奠定了基础。在调整和恢复阶段，纠正了“大跃进”时期水利方针的偏差，从而较为全面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地开始起步水利事业，奠定了新中国的水利基础。

　　毕竟新中国起步阶段的水利还属于传统农业水利范畴。党和政府不可能用现代工业社会的方法聚集资金，不能不用传统政权初期国家投入和动员农民群众投劳的办法兴办。这个阶段的国家水利投入和农民群众投入的额度是巨大且惊人的，但奠定了水利和农业的发展的基础。特别是人们认识与改造自然、确定正确的治水方针，也有一个较长的、甚至会有艰难反复的历史过程，不可一蹴而就。后人应该理解这段历史。

　　起步阶段的河南省水利是全国水利的一个缩影，也是全国的经验教训和成就的典型，特别是河南省走过的弯路，几乎最集中地表现了全国水利发展的教训。河南省在1950~1965年期间水利建设的成就仍然是很大的，甚至是惊人的。包括在1957~1961年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河南省除留下后遗症和打乱平原水系外，大量仓促行政性移民遗留的问题多年解决不了，违背价值规律对农民进行无偿平调搞水利也是最深刻的教训。不过，我们也得历史地冷静地认识整个时期。起步阶段河南水利建设的效益需要一个较长的建设、配套周期，需要一个历史阶段才能逐步显示出来；在1961~1965年的调整、恢复时期里积累总结了经验教训，在“三五”至“五五”计划时期，就避免了重犯类似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水利建设整体上创造了丰功伟绩，它奠定了此后水利、农业发展的基础。1980年代初，有人批评搞水利得不偿失，批判水利群众运动，把一时的错误倾向当做1949~1978年的全国性的全部历史；特别是只讲国家办和大型巨型水利（突出水电、大型枢纽）工程，不讲地方办、群众办水利，造成农田水利落潮，基层水利工程与管理制度废弛。这绝不是严肃地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也绝不适于中国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