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防核扩散问题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为了维护全球及区域和平与安全，中美两国在防止国际社会日益严重的核扩散趋势方面利益共同点增多，因而两国在全球、区域及双边层面在防扩散问题进行了逐步深入的合作。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问题领域里的合作，对于稳定这一时期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中美两国关于防扩散问题的一些分歧，特别是这一问题被美国国内政治势力所利用，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一、冷战时期中美关系中的防核扩散问题简要回顾

　　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主要特征是美苏两极对峙，美苏关系是这一时期国际社会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双边关系，国际社会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的重大、热点问题几乎都或多或少与美、苏有关。这一时期的国际防核扩散问题正处于制度创设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防核扩散机制创设过程中的竞合关系是该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美苏为了各自的霸权利益，试图通过国际防核扩散机制约束对方，以便发展自己。另一方面，双方在维持核垄断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由于这一时期，对苏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议题，因而，防核扩散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还比较小，两国关系中的防核扩散问题主要表现在两国对国际防核扩散机制的态度上。

　　从1945年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起，美国就将防核扩散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积极推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建立，其目的是用核不扩散政策来维护其核垄断或核优势地位，并与苏联进行争霸斗争。在防扩散问题上，中国的态度经历了从完全不合作到承认自己责任的变化过程。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与核大国的核讹诈、核威胁相抗衡，中国政府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制定了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并开始积极进行研制。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此后，中国又成功爆炸了氢弹。从20世纪70年代起中国开始发展少量的战略核力量。中国对国际防扩散机制之所以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是因为中国政府认为当时大多数国际机制都是在美国和苏联主导下出台的，是美苏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产物，他们构建国际防扩散机制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核垄断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立场也开始有所变化，逐步认识到在此问题上的责任。1983年9月17日，吴学谦外长在同墨西哥裁军大使罗夫莱斯的谈话中说，中国对片面维护极少数国家利益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持批评立场。但中国不主张、也不鼓励核武器扩散。我们理解扩散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对此是采取负责态度的。《吴学谦会见墨西哥裁军大使》，1983年9月18日《人民日报》。这一变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对国际局势、中国国家利益重新审视的结果。但作为国际社会的后来者，中国对主要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仍抱谨慎态度。因而，中国对国际防扩散机制态度虽然有所变化，但仍没做好参加国际防扩散主导机制的准备。

　　二、苏联解体后，中美在防核扩散问题上的合作对稳定这一时期跌宕起伏的中美关系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技术扩散问题，维护国际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存在广泛共识，这种共识推动两国在该问题领域进行了相当程度的合作。主要表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