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起草《上海公报》的谈判中，双方都在审时度势地寻找并运用谈判筹码打压对方。美方最擅长的莫过于打“美国国内政治中的阻力”和“苏联”两张牌。一方面，大倒“苦水”，强调尼克松政府在美国国内遭遇的阻力--台湾院外游说集团，亲苏、亲日、亲印反华势力，国务院的不同意见，美国大选的压力等等。另一方面，打“苏联牌”--向中方提供苏联在中苏边界军事部署的情报。美方试图利用提供情报的方式，起到“大棒”与“胡萝卜”并用的效果，用诱压的手段，迂回地告诉中方其面临的困境。在向中方提供情报之后，基辛格为避免造成“美苏勾结，对抗中国”的印象，又主动向中方通报美苏谈判的进展情况，强调苏联非常希望能与美国在医疗卫生、民用航空、环境合作和经济合作等领域达成合作协议。中国方面对美方的频频攻势，采用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借《上海公报》中有关经贸往来和交流的表述向美方施压--“台湾议题谈不妥，将难以考虑双边经贸往来和交流等事宜”，并表示“双方若不能在台湾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可能就没有《公报》了”。
　　需要指出的是，罗杰斯始终被排除在《上海公报》的谈判之外。他是在2月26日从北京飞往杭州的专机上才读到了《上海公报》的拟定稿。罗杰斯和格林等人从拟定稿中挑出10多处毛病，并附上一份修改意见，上交给尼克松。基辛格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同乔冠华讨论。
　　美方提出的异议体现在台湾议题上主要有三处：“（1）建议不要用‘所有中国人’（all Chinese）, 而要用‘中国人’（the Chinese）；（2）建议将‘对该立场不持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at position) 改为‘对此不持异议’（does not challenge this）；（3）建议将‘由中国人自己’（by the Chinese themselves）改为 ‘由海峡两岸’。
　　中方表示对此是不能接受的。“所有中国人”是在有意地强调“大陆的中国人”和“台湾的中国人”，“所有”强调了大陆与台湾的同根、同源，而“中国人”则不能强调这一概念。“对该立场不持异议”是采用反复的修辞手法再次强调“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原则，而“对此不持异议”中用代词“此”（this）一带而过，不能充分地强化这一立场。“由中国人自己”暗含的意思是：台湾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在台驻有军队和军事设施，如果用“由海峡两岸”，势必会涉及美国在台的军队和军事设施。美国卷入台湾议题将是中国政府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中方的表述有效加强了“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两岸同根、同源”的表述力度，而美方提出的修改意见无疑是在淡化这种观念。乔冠华再次表示若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将不会有《上海公报》问世。对此，中方是有心理准备的。基辛格最终只好放弃修改在台湾议题上部分表述的想法。
　　最后，中方提出将“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出其所有部队和军事设施”改为被动语态，即：“所有美国部队和军事设施必须撤出台湾”，基辛格表示接受。被动语态在修辞中往往会起到强调主语的作用，中方的这种表述是在有意强调“美国从台湾撤军”的事实。
　　双方一旦在“台湾议题”上的表述初步达成一致，在国际形势、经贸往来和交流等方面的讨论进展就相对容易了，并最终促成了《上海公报》的发表。
　  六、结语
　　综观中美双方在台湾议题上整个博弈过程，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当中方原则上的坚定性遭遇美方实用主义的就事论事、模糊、规避的态度时，中方以不妥协的态度有力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细节上采取灵活性的策略，实现了“共赢”。
　　首先，中方对台湾归属问题的高度重视与“举重若轻”的谈判态度相结合。从1971年5月26至29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即对美谈判的八项原则中，便可知台湾归属问题在对美解冻谈判中的重要性。报告的前四条都是针对“台湾归属问题”提出的，第五、六、七条又是同“台湾归属问题”紧密关联的。参见陈东林、杜蒲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3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转引自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36页。在基辛格与周恩来的首次会谈伊始，周恩来即明确阐释中方在台湾归属问题上的立场，并引用《德黑兰宣言》、《开罗宣言》、艾奇逊的《白皮书》等加以佐证。中方对台湾归属问题的高度重视和原则上的坚定性是不言而喻的。等到尼克松和毛泽东峰会时，毛泽东特有的诗人气质，以与蒋介石交往多年为引子，巧妙地提到了台湾问题。他诙谐地称蒋介石是“我们共同的朋友”，并且说道“我们同他的友谊要比你们长。”只是由于毛泽东奠定了“只谈‘哲学问题’，不谈‘具体问题’”的基调，使得他未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表态。但当时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具体问题”由周恩来谈。而周恩来在同尼克松的诸次会谈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尼克松回忆录》中记载的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时曾提到“这个（台湾）问题不是大问题，国际形势才是大问题”〔美〕尼克松著、刘炳章等译：《尼克松回忆录》中册，新华出版社,1990年，第251页。--“台湾事小，世界事大”的说法有悖史实。
　　其次，美方对《上海公报》的高度企盼是导致美方在《上海公报》有关台湾问题表述上让步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在《上海公报》谈判的多轮较量中，美方曾打出“苏联牌”、 “国内反对派”的幌子，试图诱压中方在台湾归属的原则问题上让步。但中方提出的“台湾议题谈不拢，双方不能达成一致，其结果将是不能发布公报” 则是美方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上海公报》关乎尼克松在国内政治中的安全，是为尼克松赢得政治积分的重要一票。否则，美国公众会质疑尼克松政府：堂堂美国总统，万里迢迢、屈尊访华，最终两手空空、无功而返，究竟是为了什么？同时，《上海公报》无疑会对苏联产生巨大震撼，从而为尼克松同年5月访问莫斯科做良好的铺垫，“中国牌”能使尼克松在对苏谈判中拥有更多主动，能有助于美国更有效地运用“诱压”手段实施对苏“缓和”战略。
　　最后，谈判中有关“台湾议题”的议程设置既是中美权力较量的结果，亦是双方“需”“求”共生的产物。中美关系解冻谈判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型”谈判，即：两国的资源配置和实力不对称。国际关系中有关“权力”的传统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这种谈判的结果，即：强国在对弱国的谈判中，总会处于强势地位，赢得积分。谈判中并未出现美倚重其强势国力，设定谈判议程的局面。美方最初设定的谈判中对台湾议题有意“规避”的“模糊”态度在遭遇中方要求美方明确阐释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时，尤其是在面对周恩来苏格拉底式的提问时，不得不作出正面回应。这一方面是由于谈判的微观环境--中方占据的天时、地利、人和所致郑华：《国际谈判中的权力研究》，《国际论坛》2007年第4期。但更为重要的是，美出于对苏全球战略的考量，需要打“中国牌”压苏联人重返限制战略性武器谈判的谈判桌，需要中国帮助美国解决越南问题。这就是说，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正是在基辛格所奉行的“不在乎一地、一役的得失，而关注对整体力量对比的考量”理念指导下，《上海公报》的发表使中美双方在台湾议题上形成了一个“暂时便利”的双赢。
　　（本文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上海2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