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增长趋势和面临的挑战

　　支撑我国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潜在增长水平将逐步下调，有可能进入一个较长的“次高速增长时期”。

　　第一，高储蓄率将可能发生调整。高储蓄率和由此带来的高投资率是支撑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数据显示，储蓄率与抚养比呈逆向变化关系，过去30年我国储蓄率持续提高与人口抚养比不断下降是分不开的，但这种情况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快将发生改变。老龄人口比重提高，动用储蓄的人增多，能够储蓄的人减少，全社会的储蓄率就将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加大调整收入分配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占初次分配的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提高保障水平，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支出比重，提高国有企业分红比例，培育发展资本市场等，居民用于养老、医疗和子女教育的预防型储蓄将下降。我国高储蓄率状况将不可能持续保持下去，“十二五”时期储蓄率将会出现向下调整，并将影响到投资率的变化，依靠投资的高增长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局面将发生变化。

　　第二，劳动力成本将趋于上升。低成本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是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源泉。劳动力的充足供给源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人口出生高峰和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群现在已开始进入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大部分机构和学者都预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正在接近峰值，之后将逐渐减少，这意味着劳动力的供需形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变化，“人口红利”将进入拐点时期，“人口红利”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由此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更多依靠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科技创新的驱动。

　　第三，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难度加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规模引进外资、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效应”实现产业技术大幅提升。但随着我国与发达国家产业技术水平的差距缩小，加之西方国家对向我出口技术进行严格限制，引进外来技术的难度不断加大。而国内自主研发能力受到人力资本条件和体制机制制约，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今后要保持全要素生产率上升趋势的难度将明显加大。

　　第四，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进一步强化。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今后一个时期，随着经济总量的继续扩大，资源和环境硬约束将持续加剧。我国已经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0%-45%，这也对能源消费过快增长形成了明显约束。

　　第五，我国将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从国际经验看，一国在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之后，势必要出现一个经济减速或调整的过程。有学者通过国际比较研究得出，在高速增长持续二、三十年之后，多数国家增长速度从第三个十年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十年，大多数进入了低于4%的增长时期。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储蓄率和投资率逐步下降，资本和劳动力增速放缓，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短期内难以大幅提升，潜在增长水平下降可能难以避免。随着经济减速的发生，类似于日本、韩国在经济减速后经济结构发生的变化一样，我国经济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结构和储蓄率的变化发生新的调整，消费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服务业增长将快于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有所上升。这些结构变化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实现但又没有完全实现的调整目标，但今后一个时期将为我们提供新的时间窗口。